年近花甲，鬓染秋霜，案尾床头仍堆满了书，便于随时阅读。

如今目之所及，只要不是在特别紧张的环境下，多数人在玩手机。有谁在公共场合看书，会享受“神经病”的礼遇。于是，我始终不渝的读书行径常有意无意遭到一些人的奚落。对此我风轻云淡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处世哲学和人生追求，正像李镇西所言，读过的书如同吃进去的饭一样，已化作个人成长的营养，支撑着我走到今天。

大约是小学高年级，我对语文课本中故事情节强的内容情有独钟，仔细端详着上面的黑白插图，想象故事的意境，别有一番滋味，正是“一千个读者心中可以有一千个哈姆雷特”。蔡永祥、罗盛教、高玉宝、刘胡兰这些人物故事，我不知给左邻右舍不识字的爷爷奶奶叔叔婶婶讲过多少回。本是读书的年龄，却遇了个没书读的年代，想找几本课外读物的确很难。家家户户窗棂上系着的有线喇叭也特别单调，除播报新闻和“最高指示”外，就是革命样板戏选段。

说起样板戏，大的村社都有剧团，农闲季节排戏，逢年过节演戏，几乎是定式。《红灯记》《沙家浜》《智取威虎山》……剧情、人物、唱词、对白，我们学生耳熟能详。然而，我还是从新华书店买了这些剧目的“小人书”，一遍又一遍地咀嚼。有时，三四个好友凑到一起，敲着匙勺、炉盖“演戏”。只记得那时管李玉和、阿庆嫂、杨子荣为“好人”，管王连举、胡传魁、座山雕为“坏人”，阶级立场泾渭分明。

我的全日制上学经历短得很：小学五年，初中因改制念了两年半，高中两年。全部加起来九年半时间，其中在文化大革命一段时期是没有课本的，《毛主席语录》是唯一的读本。1976年又发生了地震，学校出于安全考虑放假一个月，到校后又组织抗震救灾劳动20天。所以有人总结说：第一课《介绍一个合作社》，把学生“介绍”到课堂，第二课《送瘟神》，就把学生“送”出教室。

好在那时一些贴心的老师很鼓励学生读书，私下里讲学习的重要性：不管世事怎么变故，多“喝墨水”终究会配上用场，还语重心长地教导我们要走“又红又专”的道路。我理解这些老师的良苦用心，暗暗用功读书，因此“小闯将”指责我有“白专”的倾向。那段时间，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《艳阳天》《金光大道》《红岩》《创业史》……这些时代烙印鲜明的书籍充实了我的课余生活。同学们尽管手头拮据，但也经常买书。谁一旦买了，是瞒不住大家的，往往还没等主人看完，就被人强行借走，大家排着队借阅。一圈下来，书已面目全非了。

萧伯纳说过：“你有一个苹果，我有一个苹果，我们彼此交换一下，每人还是一个苹果；可是你有一种思想，我有一种思想，我们彼此交换一下，每人就拥有两种思想。”交换着看书，是不是近乎交换思想呢！起码属于今天的“资源共享”吧。

一年秋季的农忙假，我“得手”了一套《水浒传》，白天参加劳动，夜晚蹲在灶膛边就着煤油灯阅读。灯火把额前的头发燎得焦黄，一夜之后，鼻孔里全是黑黑的烟垢。十天的假期，十个夜晚，正好读完这套《水浒传》。

就这样稀里糊涂高中毕业后，筷子里拔旗杆——当上了民办教师。对于一个没多“喝墨水”的青年，要教几乎与自己一样大的学生“喝墨水”，是多么汗颜的事。开弓没有回头箭，只能一边学一边教了。

大队的“戴帽子”中学，有九名教师，多数住校，我教中学语文。正值邓小平复出，教育战线拨乱反正、知识升值的时期，大家的学习风气很浓。每天批改作业、备课、研读教材、业务学习到深夜。校长极严厉：让学生说的教师必须会说，让学生背的教师必须会背，让学生写的教师必须会写。文言文《冯婉贞》《愚公移山》《劝学》《马说》等等篇目，都是当老师后学通的。

当时教育管理权在公社，机构名称叫学区。因为刚刚结束文化大革命，师资素质参差不齐，多数教师不大懂得教育教学。学区举办了几次教育学、心理学培训。我第一次听县文教局专业人员讲前苏联教育家凯洛夫的教育思想，感觉特别新鲜，笔记记了一本又一本。事后，我自费买了这些书认真阅读，圈画标注，并把书中的原理运用于教育教学之中。持久的学习与实践使我明白：教师的所有工作，如果没有正确的教育思想和理论作为指导，如同生活失去了阳光；教育教学中如果没有恰当的方式方法，如同鸟儿失去了翅膀。

再后来，我响应号召参加了中师函授学习。教材教法、汉语言基础知识、写作概论、算术、几何、代数、一册册的文选……科目很多。四十多位学员，假期在公社所在地学校集中面授，授课老师从全体教师中挑选，我竟被选中。三年六个假期的备课、讲授、讨论、反思，让既是学员又是教员的我教学相长，受益匪浅。